「光明磊落地說，我是女權主義者」：《五四女性》作者王政香港行側記

女權主義學者王政在香港的講座後，頭頂5本《五四女性》的讀者。圖：梁景鴻

上班、上課日，午飯時段前後，人潮魚貫擠擁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課室門口，排隊參加自稱「老女權」的王政分享新書《五四女性－－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有關五四運動中的女性身影。

普通話交談聲交錯，多為女聲。看過書的，沒看過書的，正在看書的人們，為著同一個理念、同一份文本聚首。

這個人是誰？談起百多年前的社會運動，人們總是提起男人，如陳獨秀、胡適和魯迅，原來還有女性值得關注？路人眼神中盡是好奇。

2025年10月，王政到香港主講6場講座及分享會。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她表示不會形容現在是中國女權運動低潮，僅認為形式改變，建議有志者多學歷史，充實而充權。攝：梁景鴻

傳播女權：光明磊落、和顏悅色、坦坦蕩蕩

王政通常會介紹自己為「女權主義學者」：「我會非常強調我是女權主義者，因為社會上在污名女權嘛！所以我要到處說我是女權主義者。」不止這樣，身為美國密歇根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和歷史學榮休教授的她，還要「光明磊落地說，坦蕩地說」。

中國女權運動過去數十年的進步不可忽視，但歐美已經走到思辨平權或DEI（多元、平等、共融）有否過猶不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艱難前進之時，王政鼓勵女權主義者首先大膽說出「女權」二字。

女權運動不單是女性參與其中的社會運動，還要為女性爭取權益，男性亦可同行，解脫「男權」社會加諸身上的束縛。「爭」來「爭」去顯得硬朗，說起來，她卻總是笑笑的，真誠連結每個人。

十年前，「女權五姊妹」因籌劃反對性騷擾行動被捕。王政寫信向幾位「小女權」致意；不過問候語「以最親切的女權敬禮」寫畢，才發現還沒想好這敬禮該用怎樣的肢體動作。十年後，環境有起更有落。「女權」兩字甚至更加敏感，動輒掀涌輿論。十月在港，王政的敬禮是擁抱。

她也曾害怕壓力，可是經過前人啟發，才發現從事女權事業，不該畏懼。九十年代初，當她還是年輕學者的時候，曾在上海採訪多位五四女性。她們付出青春，犧牲良多，由始至終不卑不亢。每個人明確表達：面對父權社會，女性應該「爭權」，不要等待被「大救星」解放。

這些曾爭取女性權益的「姥姥女權」，在五四運動前後，遇上新文化人士以強國的名義，批判封建儒家思想，首要矛頭指向中國纏足、納妾、包辦婚姻和女子貞操等行為和觀念，隨之倡導「男女平等」，打破「婦女被壓迫」。她們年輕時，大多期待因應社會進步思潮，提升女性權益和地位。有人辦學校，有人當律師，有的編撰雜誌，還有的成為革命家；不分黨籍行動，成就絲毫不少。

王政記下前輩們被歷史淹沒的生命故事——因為與官方論述有悖，她們一度沒有「好下場」。她深受啟發，自此立志講中國女性的歷史，也要為女權未來倡議。《五四女性》最初是她因此而生的英文博士論文，1999年出版成書。非正式的中文譯本，幾年後隨著她在中國高校推動婦女社會性別學科，於新進女權間傳播至國內與海外；每幾個中國女權主義者中，總有一個人看過。這本書今年由王政與香港中文出版社重新編校，及重聽當年錄音檔案，出版正式中文版。

《五四女性》正式中文版，在2025年由香港中文出版社出版。封面圖片為書中受訪者、上世紀創辦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的陸禮華。攝：梁景鴻

王政於10月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講講座「從廢纏足到反性騷擾：中國女權運動小史」。攝：梁景鴻

女權啟蒙記：翻過兩道牆

一代代女性身處的時代不能比擬，卻同印證歷史非線性發展。

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中國，王政從小沒有遇過明顯的性別歧視，加上中國在產假權益、兩性收入比例差距上較美國更優勝，社會上的女性榜樣多，那時自認為是「解放了的婦女」。小時候被母親提點，女兒家不要爬到牆上摘絲瓜，不得體——哥哥爬就沒問題，王政直截了當訓斥母親「封建」，不客氣。

八十年代中，王政還未成為女權主義者的時候，她懷著愛國情，離開上海高校教師職位，赴美國留學。大城市長大的她，舉手投足散發朝氣，各方面不甘示弱。她本希望歸來時幫助國家富強，沒想到一去便「翻牆」，而且是兩道牆。

直到現在，王政還記著助她翻過第一道牆的美國同學叫什麼名字。有一次，她向研究生同學們講述在上海公共汽車上，勇於當場與小偷對峙的事蹟：「我就跳下去指著那個男的：『你把我皮夾子（錢包）交出來！』」。「我講給我美國同學聽，他們聽了好開心，說王政你好勇敢喔。我說車上、馬路上這麼多人，他敢怎麼樣？他偷的我又不怕他，應該是他害怕！」

怎料，敢與小偷硬碰硬的這名女生，竟無從反擊性騷擾。「過幾天又講了，我說，哎呀，這個公共汽車天天擠，最煩人的事情就是流氓，下流的男人在你身上亂摸。」同學們問：「王政，那你怎麼樣？」期待再次鼓掌。可是這次王政沒再理直氣壯：「我說我可以怎麼樣啊，難為情地頭也抬不起來，我就趕快逃啊！覺得很害羞。」

同學麥凱（按：英文姓氏應為McKay）語帶質疑地問：「王政，你上次抓小偷那麼勇敢，這次碰到性騷擾，為什麼感到害怕呢？」王政無言以對，霎時間發現原來自己「並沒有那麼解放」，還懷有中國傳統的「貞操」觀念，會為被性騷擾感到羞恥。她於是苦讀女權主義經典，務求追上麥凱的進度，掌握理論分析框架，重新認識實然未擺脫父權思想的自己。

當時她已經研究過美國婦女史，卻驚覺對中國婦女史幾乎一無所知。「我從大陸去美國的時候，接受的是中共對歷史的描述，說中國女權運動是資產階級、狹隘的女權，是失敗的運動，不符合國情所以失敗了。」先行者們在國內主流歷史記載中沒有席位。

在美國，婦女史開拓學者 Marilyn Young 於1973撰寫第一本中國婦女英文研究文集，提及女權運動，留下兩個問題：留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王政好奇心勝，自16歲時因「上山下鄉運動」，到上海崇明農場務農時，便被馬克思主義金句啟發：「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掌握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已經成為女權主義者的她，自然不會放過就五四女性事蹟尋根究底的機會。

不久後，年輕時的王政，發現包括產假在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對婦女有益的政策、條例、規定和法案，全數是由女性先行者推動的。「但是這個東西呢，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因為沒有人寫過這個歷史。」她自行翻過第二道牆：歷史主流論述築起的高牆。

職業革命家黃定慧。在王政於1990年代初訪問黃定慧時，黃堅持撰寫婦女運動報告，讓一代女權運動事蹟不失傳。圖：網上圖片

寫女權家譜：大救星之外

入秋之際，正值2025年「全球婦女峰會」在北京召開後不久，紀念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權利大會（又稱：北京世婦會）」30週年；習近平表示將加速婦女全面發展新進程。

腰板永遠筆直的王政，打算好好思考如何趁機會落實婦女權利；正好，近年女權主義在中國形成浪潮，相關的大眾娛樂作品受追捧（如王政最近看過的舞台劇《翻山海》和電影《好東西》），且有思想及行動後繼者。

王政在香港遇見一週內聽自己六次演講的讀者、今天買六本明天再買四本《五四女性》的讀者、當場表白自己就是女權主義者的讀者，也有回家馬上學以致用，將無法全球順暢流通的這本書，用創意方式分享給更多人的讀者。還有曾經看過《五四女性》非正式譯本，受啟發並坐言起行、曾接受王政女權敬禮的讀者。任職律師的、從事記者的、擔任老師的⋯⋯就算沒座位，她們情願站著，或者坐到地上，就是要聽王政講課。

此般情境，在九十年代初，王政無從想像。1992年，王政女兒出生，方才滿月，這名母親便把孩子放在小籃子裏，「拎著就回上海了」。「要找到這些（五四運動前後的）女權主義者⋯⋯所以我到處問：有沒有讀過大學、1890年以後出生的老太太？」

時隔超過三十年，王政還能模仿當時博物館和圖書館館員的神情，反了個大白眼。「很鄙視的，就說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的。（他們說）我們這收的都是名人手跡，比如我們有孫中山、魯迅，他們的日記、書信，我們都是有的。那我一聽，知道犯傻了，在美國留太長了，不了解國情了。」

壯年女權王政不甘書寫中國女權「只能寫大概一個框架，但是人物看不見」。她要挖掘有能動性的女性歷史人物，如美國人寫下一個個栩栩如生、強大的女性。「他們每一個婦女權益進步，財產權、法律上的各方面要平等，都是女權運動爭取回來的。怎麼我們中國婦女就是被動地等待著『大救星』來解救呢？怎麼那麼被動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們中國婦女比美國婦女差。」

進行口述訪談時，王政四十歲，姥姥女權們已經八十、九十多歲。王政透過親朋好友找到她們。《五四女性》中第八章的職業革命家黃定慧，堅持持續撰寫婦女運動報告，第六章中創立《女聲》雜誌的王伊蔚為自己備好墓誌銘，長年被歷史敘述忽視下，她只能寄望生後用這種表彰婦女活動家的姓名和事跡。王政那年騎自行車穿梭上海大街小巷，探訪前輩們；輪子轉動，她的思緒亦有萬千。

「作為在前人栽下的大樹下乘涼的後輩，我的歷史責任是什麼呢？」王政問。書中第四章的教育家陸禮華，曾創辦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籌組女子籃球隊，坦坦蕩蕩地穿白色短袖和紅色短褲上場與外國人競技女籃。如果沒有五四女性果敢行動，王政思疑也許年少時打籃球，身穿的是長袖和燈籠褲，游泳要包覆全身。

她不只要整理出一份中國女權主義的「家譜」，還要四處彰顯。

《女聲》雜誌第一卷第一期封面。雜誌由《五四女性》中受訪者、中國女權先行者王伊蔚創立。圖：網上圖片

小手拉大手：別自怨自艾

習近平在上月全球婦女峰會上，讚揚女性在不同領域取得成就，堅定不移支持婦女權利，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每一位婦女都是主角！」

王政甚是高興。她盼望與中國新女性和新男性，共同抱持歷史觀，莫失莫忘。「女權主義革命就是一代又一代地傳承，成為全世界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不透過暴力奪權，而產生深刻變革的一種革命。」三十年下來，王政覺得中國通過《反家庭暴力法》是最重要的婦女權益進步。但當然，實際仍在發生的家庭暴力、性騷擾、逼婚等情況，仍待人們接力改變。

目前，國內大眾女權讀本，多來自海外，如法國作家西蒙·波娃、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的著作，本國讀本倒是缺席。「我希望透過這些關於中國女權的歷史，給年輕人開闢一扇窗吧！讓她們看到前輩做了那麼多事，可能就會想：我今天該做什麼？如果你壓根兒不知道前輩們做了什麼，就比較難想像。」

讀歷史，或許亦為人解憂。於當下中國，女權二字被附上污名，王政覺得讀前人經歷，可使得思想變通。一旦人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便更容易從自怨自艾的狀態走出，自覺有能力，亦希望改變現況。

一週密集行程下來，老女權顯得疲憊。有年輕女性提出記錄她這一代的口述歷史——同代的高小賢已在今年春天去世，她覺得值得去做，卻更著急催促出版社和各個合作單位，快點幫讀者們建立幾個聯絡群，小手拉大手，互相支持。「不然受到一點挫折，就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很孤單，這個路很難走。」不止一場講座後，有讀者向眾人分享鬱結時流下眼淚。

王政於10月18日，出席過濾氣泡分享會「五四女性的迴響：先行者對今日的我們有何啟發？」。攝：梁景鴻

學習地下黨：不糾結形式

《五四女性》解答了 Marilyn Young 的一個問題——五四後城市中女權主義者的後續發展，顯示曾為性別平權付出辛勞的一批人，在社會及政治動盪下，處境淪落，貢獻不被認可。

Young 的另一個問題——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由另一本書、明年3月同由中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尋找國家中的婦女：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國家女權主義（1949-1964）》回答。那個年代的行動者，面對限制與逆境或許不比當下少，倒是練就靈活身段，乘政策大勢，推動女權進步。

王政亦孜孜不倦地讚揚中共地下黨事蹟。「他們在被國民黨追殺的情況底下，從來沒放棄，不斷滲透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包括女權組織、婦女組織，不斷地傳播，甚至滲透到上海的電影工業⋯⋯我非常敬佩他們。」

面對困局，可以怎樣應對？由王政籌辦的「復旦大學﹣密歇根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已在 2019 年被關閉；後續不同活動也遇到阻礙。「那我就不做了嗎？」她轉而利用線上平台，疫情間第一次線上講座近千人出席。密歇根大學的網站「Global Feminisms Project（全球女權主義口述史）」上，有全球百多名女權行動者的口述記錄，亦是新女性、新男性可以利用的資源。

「不要習慣以組織的名義（活動），不要糾結於形式，這個不行你就用另外一種方式都可以。」她建議眾人學習革命前輩們，審時度勢的胸襟。

「甚至不要用女權這個詞，如果太敏感你不敢用，可以理解，因為還有人要舉報什麼的。但是你在可能的情況下，你可以講講國際女權⋯⋯咱們中國有個好處，男女平等是國策，別忘了這個！所以我們在課堂上宣傳基本國策，完全是非常正確的行動。」老女權稍累，不忘吸一口氣再說。

文//梁景鴻

2025年10月

王政於10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書店主講講座「娜拉走出的路：五四女權主義先行者」。攝：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