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企業的商道、商術與商法

19世紀後期，東亞各國陸續引入近代企業經營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合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經營策略及商業法律，開啓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市場經濟格局。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均由於引進西式學制而創造了新的教科書市場。在此東西激盪、商機無限之際，日本明治時期和中國20世紀初的兩大教科書出版商——東京的金港堂和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脫穎而出，成為兩國書業龍頭重鎮，各領風騷30載。

本書從比較企業文化史視角出發，分別從道與術、虛與實以及人與法三個面相，聚焦1930年以前金港堂、商務印書館的若干重要發展特色，配合新發現的史料，採用多元學科的分析方法，剖析兩者如何把從西方移植而來的企業模式和法律規範，結合本國社會文化而取得了不同凡響的商業成就。通過比較中日新興出版企業的不同取徑，本書亦探討了資本主義商業文化洗禮，對個人及集體價值觀所帶來的種種張力，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衝擊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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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探討資本主義如何影響中日兩國政治精英、法律專業人士和企業家的專著，堪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本書重新審視了在東亞兩個最大都會內，移植的西方法律與本地的強韌商業文化之間，那種充滿活力的互動以及持續調整的過程。

—吉浦羅（François Gipouloux）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榮譽退休研究主任教授

全書翔實而不細碎，篤謹而不空疏，講小故事能小中見大，談大問題則大而有當，堪稱近代企業史研究的範例。

—周武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針對促成企業商業策略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因素，提供了批判性的洞察。無論是研究日本、中國的學者，還是商業、經濟及法律的歷史學家，都會發現本書在促進學術對話上極具價值。

從西方移植而來的企業模式和經營理念，只有植根於本國社會文化土壤，與傳統商道交融互滲，才能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雙向互動中創造出新的企業文化，為本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本書既是歷史經驗之歸納，亦為在當代建構東亞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可行路徑。

本書勾勒近代中日兩家最大出版社的雙軌發展，可謂是兩位傑出歷史學者最佳的合作成果；刻劃人物細緻而感人、搜羅檔案不遺餘力，更以比較和全球視角分析企業會計帳目和管治結構，不啻商業史研究的範例。

本書另闢蹊徑，置日本明治時期和中國20世紀初的兩大教科書出版商於學術顯微鏡之下，視角雖微，景象卻瑰麗奪目。全書史料翔實，分析細膩，論證透徹，立論高遠，實乃上乘佳作。

通過中日兩間出版企業龍頭的比較，本書展示出近代中日企業的全球性及其本土調適過程的複雜性，不但探索了它們如何在商業倫理、商業策略及商業法律三方面作出調和、融合，力圖打破西方企業獨霸天下的局面，還發掘了不少寶貴史料，是全新的研究嘗試。

本書創新性地探索企業家的人脈網絡，開闢企業文化史研究新領域。它力圖挖掘金港堂和商務印書館的歷史聯繫，量化分析其商業活動，同時爬梳從《論語》到諾斯的現代制度經濟學的古今中外商業理論，為現代企業提供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