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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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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 遗作一、《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是研究国史、党史的重要工具
由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沈志佳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包括2000多万字的6000多份档案资料。这是一项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愿公布历史档案，担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写出信史；这些民间有识之士在困难条件下收集资料，建立“大跃进 -- 大饥荒”的数据库，并公之于众。它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二、1958～1962年是中国历史的“疯狂时期”
自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疯狂时期"。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几个月内实现，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结果。在昏头昏脑的跃进狂潮中，大家以为走上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加重祸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大陆引进疯狂时期之时，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 大跃进中，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随之发疯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风使舵，跟着毛泽东高喊大跃进；也有些人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倾"斗争镇住的人，被毛泽东"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倒的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时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后，又批判彭德怀和2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高压态势下都噤若寒蝉，成了愚蠢的忠诚的驯服工具。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文章把真实与想相，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大量宣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现在，我衷心赞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历史资料，科学剖析新中国几个疯狂时期的历史教训。
三、要独立思考，要让人讲真话，要在实践中考验政策是否正确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后来刘少奇也带中央工作组亲自来长沙调查，人民日报调查组被指定作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边工作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三面红旗"把中国搞到民穷财尽、民怨沸腾、饿殍遍野、万户萧疏，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37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左倾路线错误。对于各方面反映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打击愤怒直谏的彭德怀等人。后来，毛泽东又将責任归罪于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印发他早年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企图以此证明，他毛泽东闯了大祸以后，仍然是一贯正确，英明伟大。 在大饥荒的1961年，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他对同他在一起调查的干部多次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人民日报和新闻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志对人民日报工作组的重要的讲话，对新聞工作的独到指示（详见《胡绩伟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国当代新闻工作的宝贵指南，是我党最高领导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对我们说："这个时期，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报纸的害处更大。错误的宣传造成很大恶果。"他指出："《人民日报》宣传生产建设的浮夸风，推广瞎指挥风的经验和片面性的理论，影响很坏。"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说："你的报纸宣传'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资本主义道路。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等。你们从实际上考察过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没有？" "你们是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但是却是缺乏独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头脑的喉舌，只是无生命的传声筒。" 刘少奇对我们说："只有耳聪目明，眼观四方，耳听六路，观察了解客观情况，才能口齿伶俐，言论正确，才能有针对性地准确地通过喉舌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他指出："听不到不同意见，十分危险。大跃进时政策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他说："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听闲话，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影响大民主。"刘少奇认定："群众不敢讲真话，責任在领导。"他当面指责我说："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各级党委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整起来。"因此，"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面。"他还说："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刘少奇提出，"一方面要服从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 我记得50年前刘少奇曾对我说过"原则性与纪律性结合，不容易"。他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惨痛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正是刘少奇讲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容不得反对，连怀疑也容不得，动不动就用'纪律'打人、压人。"毛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方针政策。他记仇，记下了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严厉警告：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纪律性"压倒了刘少奇的"原则性"，"讲真话"，对刘少奇进行残酷的报复。毛公然狂妄地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历史证明，不让人讲真话，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只会祸国殃民。
四、中国政改的出路是：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走民主宪政康庄大道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接连出现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大浩劫，以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了"六四"惨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制度问题。我认为，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政改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 我真诚热烈地欢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党史、国史档案将使中国人民了解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促进海内外学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估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后人能真正汲取血的历史教训，而"不至于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 。 2012年4月15日初稿于北京
总导言宋永毅呈现在这里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是我们这些在美华裔学者和中国国内学者一起为揭示历史真相、保存民族记忆的又一次尝试。也是继我们编撰、由香港中大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2002-2010）和《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以后的第三个大型电子数据库。它和文革、反右数据库一起， 将是我们计划中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系列的前三个子数据库。我们还计划在今后的三年内完成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1949-1956》。这样，整个当代中国史最风云变幻、也最灾难重重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的一个轮廓便被数万份原始资料客观地勾勒出来了。 和已经出版的文革、反右这两个数据库相比较，《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具有内容上的难得的独特性和珍贵性： 在全部近七千份第一手资料中，有三千份左右是来自中共各级档案馆中的内部档案；其余的也大都来自类似新华社《内部参考》、原华北局的《建设》、公安部的《人民公安》等当年被视为机密性的内部刊物。众所周知，大饥荒的真相在中共的公开报刊上一直是被严密封锁的。但是，在这些内部档案和刊物上，却在相当程度上揭开了这一浩劫的内幕。 编完这数千份档案，我不由对传统的大跃进-大饥荒的定义—诸如"三年自然灾难"、"三年困难时期"等等做了重新审视。我觉得这些都无法客观地概括这一历史时期的真髓。如果我们稍微做一些历史性追溯，便会发现它是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对粮食政策的延续和必然爆发。目下西方学界在分析作为战争要素和战略武器的"粮食"时，风行一种"粮食战争"观念（如近年来脍炙人口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拉吉˙帕特尔博士的《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书就是这一分析法的代表）。 国内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里也沿用过这一的观念。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会并不惊讶地发现：1959-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粮食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是在马上取得的天下。指挥战争和如何赢得这些"革命战争"一直是他们所有政策的中心基点，他们无意识的深层思维也大都是战争化的。为此，作为主要战略武器的粮食的征购便更成了他们战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接近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不少因为中共新政权对农民过高征购粮食而引起的闹粮事件乃至大规模暴乱的报道和档案记载，如有30万余农民参加的四川"温江暴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的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性灾难的发展过程，其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需要，他们将被迫销售给国家他们的全部收成。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都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的"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离开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其实中共的"统购统销"制度，是苏共二十年代实行战时经济的"余粮征集制"的一种翻版。统购统销的产生，也和中国经历的战争—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首先，战争直接导致了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的增加。第二，战争造成军费暴增、支出浩大。战争所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首先是转嫁到了农民头上。第三，因为朝鲜战争，联合国在1951年5月18日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在世界粮食市场上买到粮食，政府只能转向唯一的路径--对农民余粮的进一步剥夺来解决粮食问题。最后，朝鲜战争造成了一个以准备更大的战争为基础的畸形的中国的工业体系。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但认真阅读五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而已。例如，四川温江地区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据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丁抒统计，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至少造成了1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逼余粮而自杀或饿死）-- 但这还仅仅是这场灾难性的粮食战争的开端而已。
二从"粮食战争"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所谓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的"热潮"，会发现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开始人身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极其干部了。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统购统销便容易得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越来越大、越演越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廣西1955年和1956年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死两千余人）。再如，1957-1958年，云南也有过一个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曲靖专区的"陆良事件"，但规模已经是死亡近两万人。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乃至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农民太好了，对中共的错误政策长期以来没有反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为理由来反证大饥荒的不存在。其实，这些都是因中共长期以来的信息封锁而对史实的误解甚至曲解。 历史的真相是： 中国农民对党国发动的这一场场粮食战争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抗。自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始至人民公社运动之前，至少有过"闹粮"、"退社"和公开的"暴乱"三种形式的全国性的抗争。首先，是伴随着统购统销出现的大规模的"闹粮"或者"闹事"。原因是他们赖以糊口的口粮被政府过头地征购了。在1953年至1957年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共的绝密文件里，至少有上百次的报道。 其次，滥觞于1955年，全面爆发于1956和1957年的农民要求"退社"（退出农业合作社）运动更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全国性的抗争风潮了。首先，这次抗争的规模极大。1955年合作化开始不久，僅廣東省"退社农户已达70，000余户"。到1956年，"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000余户"。1956年中共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但是全國各地仍有百万计的農民抗爭，要求退社。 最后，据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武装暴乱"：1）中共剥夺农民的"统购统销"、"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2）这些暴乱绝大多数已经有纲领、有组织、有武装，以反抗中共基层干部的残酷吏治为直接动因，进而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长远诉求；3）这些暴乱的领导人绝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农民；4）就这些骚乱暴动的次数而言，这一报告透露1957年半年内就有数百起，而且参与人数最多者达数千到10万人不等。由此，从规模上来讲这已经呈现出走向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全面"内战"的趋势了。当然，这还只是一种趋势。而且很快被中共动用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三在以往不少分析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动因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毛企图借"大跃进"来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有实力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 这是有道理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他1956-1959年间的多次讲话中，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都常常同时谈到要准备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如同我们在前面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党国及其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公民的灾难性的农业政策的转换。1958年8月，毛泽东在他到河北徐水县推动人民公社化的视察中，开始公开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形式。既然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于是，它便成为"共产风"（大规模没收农民私人财产）的祸源。另一方面，在所谓的 "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党国赋予了各级干部军事指挥员的超常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农民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最后，既然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农村都变成一个"兵营"，当然不会允许"士兵"们在"兵营"里有自己开伙的自由。于是"公共食堂"运动就在全国强行推行。纵观这一场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其要害是争夺对粮食的买卖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如果说党国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和分配权，它毕竟还给农民留下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直至公共食堂 — 这一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的诞生，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飘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 "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还给了各级干部在农业产量上吹牛浮夸的绝对权力。1958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在农村每天发射的高产卫星中，不但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甚至出现了十万斤亩、二十万斤亩。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极端的高估产和"先下手为强"高征购， 即庄稼一收割就送入国库。另外，各地还组织工作组和民兵成"大兵团"到农民家里抄搜存量归公（或公共食堂）。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 在本文的开篇中，我曾把大饥荒和拉吉˙帕特尔博士的笔下的"粮食战争"相比。在这一结尾中我要补充的是：当过对中国农民的持久的粮食战争具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其一，和目前国际政治中粮食出产国和农产品跨国企业利用粮食作为战略武器来影响别国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是：党国对中国农民的这一场粮食战争是对内的，而且是针对本国粮食的生产者—农民的。 一般说来，国际政治中的粮食战争并不人为地制造饥荒、一般也不直接地斥诸于暴力，而是一种隐性的、战略性的博弈。但党国对中国农民的粮食战争则是直接地表现为无穷无尽的剥夺和榨取，人为地用暴力和国家机器制造饥荒，造成对千百万生命的直接杀戮。其二，它和中共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因对内、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农民手里的粮食进行不合理的高征购。先是因对外战争（如朝鲜战争）而用国家机器建立以重工业为绝对主导的战时经济，后又不断强化这一经济形态（从合作化到大跃进），以达到在国际共运中称霸的目的、进而准备进行世界性的革命战争。其三，在这一场对本国农民的粮食战争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或军事化的。无论是高争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私分"中 -- 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 -- 的"大兵团作战"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战争化的特点。 2012年年末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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